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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史景迁
王海龙
新年伊始，冷清且孤高的学界一隅 --古老的汉学却呈现了难得的火爆的局面。其最引人目的标志是岁初海峡两岸掀起的“史景迁旋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美国当代汉学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乔纳珊× D × 斯本瑟(中文名是史景迁)
频频出镜，一时成为学院界话题。由于治汉学史的因缘，余得识史景迁教授有年，更兼今春蒙他惠赠笔者他一部著作的版权，遂於日前在纽约的聚会中再会史景迁教授，除面陈谢忱外，更得以了解前不久他的台湾讲学之行以及他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学界出版和译介的情况。
史景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出版界收到“争抢”，这是近来圈子里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可是一个治这麽古旧的绝学的书斋学者，一个甘居十年寒窗、五洲求学，为治心爱的明清史曾不惜负笈澳洲、远涉重洋；为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的家世，曾去故宫博物馆卧底读史，穷尽第一手资料，程门立雪、皓首穷经，这麽一个隆准深目的洋士子的书为什麽骤然间在两岸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局面，这确是引人探究的。
史景迁的生活和治学背景很有传奇性。他於1936年出生於英国。上大学期间，曾辍学加入了英国皇家军队服役，後毕业於英国剑桥大学。因钟情於对古中国文明的研究兴趣，毕业後他即来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耶鲁他转益多师，先後师从玛丽× 莱特、奥瑟× 莱特、奥瑟× 威尔利教授等人；而且从广义上讲，他也跟随美国当代汉学的巨擘费正清教授学到了不少东西。据史景迁自己在其後来的著作《中国走马灯》中谈及其求学从师的那一组随笔，他受益最多也是感情最挚的是他为写博士论文经业师玛丽× 莱特介绍去澳洲跟随他的中国导师房兆楹教授夫妇研究清史并撰写他的关於曹寅家世以及曹家与皇家关系的那段充满了严峻、紧张但却很温馨的日子。
史景迁是幸运的，他的导师在教他汉学以及中国文化时也大多教了他中国人文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迷人的魅力，培育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挚情。从业师莱特教授夫妇那儿，他了解到了在教科书上远读不到的中国
-- 那不仅是神秘的、雾霭重重的中国，也是悲怆的、灾难深重的中国。莱特夫妇在20
世纪30 -40 年代生活在北京，见识了中华帝国皇朝的鲁殿灵光般的遗泽，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三教九流、八方杂陈，那光怪陆离的氤氲令人难忘，那使人哀惋的悲氛更是启人深思。莱特夫妇经历了抗日战争，因不舍得离开中国，最终被日寇抓到了集中营，饱受蹂躏，然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仍矢志不渝。费正清教授战时亦在中国，和中国的文化界有着极深的交往，同时对这块土地倾注了无限的深情。这些导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陶冶了史景迁的性情，使他对遥远的东方的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度产生了景仰和憧憬之心。
对他治学影响较大的是他唯一的一位中国老师房兆楹教授。在几十年後，忆及当年的求学生涯，他仍忆念恩师的严谨甚至是严厉的责己及律人的治学作风。自己也成了大师以後，史景迁仍然忆及中国老师的严格治学的精神。他深味中文称谓“老先生”的深义，那代表着一代人的治学风范，一种神圣地效法、师承和献身的精神。他忆及跟房先生求学时，房教授几乎从不轻易赞许学生。史景迁治学刻苦，在耶鲁时就十分优异，到澳洲投房教授门下，为写其博士论文呕心沥血，十分刻苦。房教授虽对其关怀备至并傾其所能帮助他，但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轻表欣赏。史景迁记得有一次房教授读他写的文章深觉满意，给他批回时用打字机留言批道：“看上去有了很大的进步”，批完以後房教授斟酌再三，觉得这次批得太过慷慨，於是他又仔细用墨笔将“很大的”几字划去，换上了“不小的”几个字。这件事对史景迁感动至深，使他深知做学问的不易。学无止境，应该严谨再严谨。这轻易不赞许人的中国老师使他获益最大。他关於曹寅的毕业论文写成後，立刻就被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旋被评为优秀学术著作。一鸣惊人，他深味了中国做学问十年磨一剑方能所向披靡披荆斩棘的道理。从那以後，史景迁就一发而不可收，厚积而薄发，汪洋恣肆，多年来寒窗苦读，贮於胸中的矿藏汹涌噴薄而出。近三十年来，他出版了十几部专著，成了海外汉学界研究明清史的最杰出的专家。除其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皇帝》外，还著有《康熙的自画像》、《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权的太平天国》、《王氏之死》、《基督教中国的太平梦想》、《天安门：中国人和中国革命》、《找寻现代中国》、《毛泽东》及两部中国影集等深富影响的著作。
除了研究明清史以外，史景迁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几乎是在他的治学伊始，他就致力於对西方汉学史的搜罗爬疏，挖掘了大量可贵的珍稀资料，几乎复活了这一学科勃兴的时代。难能可贵的是，史景迁不止是挖掘素材，搜集逸闻奇事，而是有机地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放进历史的文化内涵中去审察，探究其文化意蕴，运用比较文化和文化人类学的眼光，高屋建瓴地对其进行剖析，得出自己的学术见解，熔铸进总体文化论断的宏观背景中去；从而巩固和革新自己的历史观，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汉学在海外的发展这一文化史现象。
他这方面的著作已引起了世界性的广泛关注。其最重要的著作有：《改变中国：一六二0年至一九六0年间西方顾问在中国》、《改变欧洲：一六八0至一七三五年间最早赴法的中国人》、《利马窦的记忆的宫殿》、《胡先生的提问》、《中国走马灯》、《可汗的大洲：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等。
史景迁的治学领域极为宽广，他古今兼治，中西双擅；以治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为经，以治西方汉学史为纬，纵横交错，东西兼顾，从而在这宏观的背景上编织出深远的、富史诗般意境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史景迁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自西方汉学滥觞以来，这门学科一直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因为它主要是溯源、考据、译读文、史、哲学等古文献，故它一直是书斋里甘坐冷板凳的人留心的学问，一直远离社会的关注。是史景迁把它带入了西方当代的主流社会。
除了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以外，史景迁还是一位十分杰出、流行的作家型学者，他的文笔十分波俏优雅，富有英国式的幽默和美国式的清新开朗。他力图把古老、枯燥的汉学带入当代社会，在上面提到的他撰著的大量汉学史著作里，他文采斐然，妙笔生花，在西方社会一般层面上极大地拓宽了汉学的视野和影响力，开掘了读者群。汉学这一学科在当代欧美受人注目并日益走俏，史景迁当是其居功至伟的功臣。
史景迁十分崇奉中国两千年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并立志要效法他的史笔和史识，是故他给自己取名史景迁，来以这位伟大的史学家的英名自励。我则以为，史景迁的史笔除了描情状物有司马迁的踪影以外，更有古罗马史家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风。此外，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塔西佗以及李维《罗马帝国盛衰史》对他的影响也是触处可见的。正是因为他兼收并蓄了中西史学之长，更加其刻苦和慧根，遂创就了他自己的治学和行文的风格。
中国古代史常有“信史不文”的说法。史景迁治史有扎实的基本功，出神入化，百炼成钢而化为绕指柔；信而文，徵而雅，成为了新一代治史的楷模。
笔者以为，史景迁在西方汉学领域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仍在於他的文章学之美。文章毕竟是写给人读的，如没有魅力，文笔枯涩，不管学问多好，见解多新，没有人读或读者太少自然会减少它的作用和影响力。而史景迁的文章是写给专家也是写给门外汉读的。纵是一般读者，既不治史也不对汉学感兴趣的，读过他的文章或他的书而不爱上他的作品者，实属鲜见。
正是由於他在学界和舆论界的影响力，他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纽约时报》以及书评杂志，各大媒体在评析中国问题时常常邀请他给予置评。他成了欧美中国问题和汉学问题最著名的撰稿人之一，随着这些享誉世界的出版物而家喻户晓，同时也宣扬了中华文化。在今天，纵是寻常百姓说起中国问题，谈起史景迁也耳熟能详，我想该是拜他那优雅的生花妙笔之赐。
史景迁对中国学的研究早已获得了世界性的关注。早在1989年春，他就应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的邀请在北大作了《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为题的八次讲座，震动了海内的学坛。刚交新春，他又被台湾媒体请去以《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为题进行了“跨世纪对谈”。史景迁的著作顿时成了两岸繁简中国字出版的争抢目标。据史景迁教授告诉我，作为学者，他不懂也无暇顾及版权买卖，他著作大陆的版权已经基本上被买断，而在台湾的版权购买的争夺还正炙手可热。真心地感激史景迁先生，在他的版权竞争得这麽激烈之时他还是遵守诺言赠送了久已答应的一部杰出著作的版权予笔者，并愿努力斡旋将他的博士论文版权赠我。在今天，史景迁的遭遇和遭遇史景迁将是富有文化启迪意味的跨文化阐释的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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